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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上海地下党机关
来 源 : 本站原创 作 者 : admin 发布时间: 2011-04-18

——母亲张培芬在纪念张困斋烈士牺牲60周年座谈会上的自述

 

记录:朱瑞雯   整理:沈小平

 

我出生于1928125,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已经八十一年过去了。现在我已经老了,孩子们在风风雨雨中已经长大了,都已家业有成。去年老伴去世后存放于龙华烈士陵园纪念堂,今年的清明亦已正式落葬于福寿园,与父亲张承宗毗邻,长眠于地下了。现在我一人独处,过着悠闲、安静的生活,一天一天又一天┄┄

原本想就这样打发着日子,但是我的心却不能平静,解放前追随父亲张承宗与大叔叔张困斋,参加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一幕幕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不能让人忘怀。

我想,现在家族中,唯我的年龄最长了。虽然下面小辈众多,但对长辈们舍家卫国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换来的新中国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却不了解或了解不多。如果我在有生之年不把当时所经历的事情告诉他们,一则革命传统不能代代相传,二则有些历史也不能告白于天下。由于我是家中的长孙女,从小备受阿娘(奶奶)的宠爱,常年陪伴在她的身边,又由于当时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常常不在家,母亲因多产,忙于照顾我以下的六个弟妹,因此我的童年与阿娘、叔叔姑姑们接触得多,感情的天平自然倾向这一边的多了。

父亲张承宗的革命史迹写的人比较多,而大叔叔张困斋没有后代,史料较少。当他因地下党秘密电台暴露被捕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英勇牺牲,当时我已21岁了,并参加了营救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就将这些情况写出来吧。

一、           大叔叔张困斋待我恩重如山

我在13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被诊断为肺结核,要知道当时得了肺结核就是不治之症,与现在的癌症差不多。那时父亲张承宗到解放区去了,母亲是个妇道人家,又是媳妇,家里是大叔叔张困斋当家。那时候家里是个大家庭,阿娘、母亲、4个弟弟妹妹、二个叔叔、二个姑姑都住在一起,大叔叔是又要搞革命又要工作来养活一家人,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大叔叔却决定给我住院治疗,要知道当时的医院的费用是很贵的 ,大多数人是住不起的。因为我肺部有空洞,要打空气针来压缩肺。打一次空气针很贵,但我要连着要打很多次,费用真是不得了,但是大叔叔决定给我用,还清了外国医生给我看病,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在我住院期间,大叔叔还在百忙之中来看我,买很多有营养的东西给我吃,使我很快得到了康复。所以说没有大叔叔,就没有我的今天,大叔叔待我恩重如山。

二、           大叔叔给了我幸福的家庭

大病痊愈后,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也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提亲的人虽不能说踩破门槛,但也不乏其人。阿娘高兴得嘴也合不上,每每用赞赏的眼光看着我,却嘴上说着:“阿拉培芬嗷,长脚螺丝呀!”,但大叔叔却说:“不急,不急!”。

不久,一位眉清目秀,身材纤瘦的青年被大叔叔带进了家门,他就是我刚逝去的夫君沈文达。原来大叔叔嘴上说:“不急,不急!”,却早已帮我物色了可靠的对象。

沈文达,江苏苏州吴江人士,当年就是一位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他在张困斋的亲自带领、培养与指引下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地下党市委领导的地下党银钱业支部工作,曾任进步革命组织上海市“银联”理事。上海解放前夕担任上海人民保安队银钱业保安大队大队长,为上海的解放贡献出一份力量。建国后历任上海市财政金融工会主席,上海市总工会体育部部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体育服务公司总经理,中国旱冰协会副主席,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曾获国家体委颁发的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奖章,体育工作贡献奖章等。1992年离休,享局级离休干部待遇。200783因病不治,在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0岁。

我与文达组成家庭58年,生子小平,生女小燕、小莺,现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家庭、事业、子女都非常出色、孝顺。我们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美满,这都亏了大叔叔当时做的媒。所以大叔叔他不但救了我的生命,更给了我一生的幸福。没有大叔叔就没有我的家庭。

三、           参与秘密急救

大叔叔张困斋,生得一表人才,非常洋气,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像个外国人,学问高、又有艺术情趣,外表非常斯文。在这样的外表下,他却有着一副嫉恶如仇、肝胆相照的革命心,青年时代就与兄长——我的父亲张承宗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大叔叔全面负责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当时秦鸿钧同志就是在大叔叔张困斋的领导下做发报员的。当时我的父亲张承宗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我们居住的愚园路81号三楼同时也是地下党市委机关。二楼机关居住的刘长胜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那时21岁的我已经懂事了,大叔叔被捕牺牲前后的情况我是清清楚楚的。

大叔叔张困斋领导的地下党电台一直为上海与延安之间传递着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为新中国的解放与上海的解放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可是,即将解放的上海,乌云密布,国民党在共产党强大的攻势下,狗急跳墙,使用各种的方法要破译共产党与地下党的电台。终于在1949318秦鸿钧的电台暴露,秦鸿钧夫妇被国民党逮捕。由于是突然被捕,相约的信号来不及发出。第二天,319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也是我最小的弟弟亚林的出生日),我的大叔叔脑子里牢记着地下党的秘密情报,一如往常地来到秦鸿钧秘密电台处。他四周观察没有异常,抬头没见危急信号,这才整了整衣衫,抬起右手敲响了大门。谁知随着大门的打开后,我却永远失去了我最敬爱的大叔叔了。

后来听说,大叔叔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非常机智且英勇不屈。被捕的当日,大叔叔一见开门的是特务,知道情况不对,马上说:“我找先生,敲错门了”反身就走,但已经来不及了,敌人一把抓住他说:“说得轻巧,我们等了很久了,抓的就是你”,于是马上就把他押送监狱。当时敌人只知道抓住了共产党地下党的一条大鱼,为了证实大叔叔的身份并想利用他达到消灭中共地下党的机关的目的,敌人采取了惨无人道的手段,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什么刑法都使用遍了,打得大叔叔遍体鳞伤,骨头都打断了,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但是,大叔叔紧咬着嘴唇直至牺牲,没有透露地下党的机密与名单,使得地下党的组织没有受到损失。

大叔叔被捕的消息传出来后,地下党一面为了减少损失立即转移人员,另一方面迅速组织营救。319这天,由于妈妈生小弟弟亚林在床,刘志荣打来电话是由我听的。他对我说:“张困斋昨天被捕,你赶快通知老张(我的父亲张承宗)撤退转移!”我马上通知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长胜的夫人(我们称她太太)平时他们有事都是与阿娘联系的,但是这件事他是通知我的。

当天父亲从外面打来电话说:“你们都好吗,家里安全吗?”问了我一些情况,一共三次问到了党的机密是否安全,并告诉我党的机密资料、名单在哪里,关照我到小房间去找。于是我和大弟弟亚圣一起去找的,后来是在小房间里婴儿的尿布里找到的。晚上我按照父亲的约定在舅舅家把文件交给了他,如此这样,一共二次,父亲跟我碰头取了文件后还关照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

我第三次到娘舅家去,主要是为了转移大弟弟亚圣,因为大叔叔被捕的当日,敌人为了抓住更多的地下党人,已经控制了大叔叔的家并有特务潜伏在那里。但是由于没有接到消息,大弟弟亚圣身带地下党的机密一头闯进了的大叔叔家。特务见一个小孩进来(因为当时营养不足,17岁的亚圣只像14岁大),马上围上来盘问,亏得机智的阿娘见到亚圣一脚跨进门,马上说:“这是我族里隔壁人家的孙子,他母亲生孩子了,叫他来告诉我的,”然后对亚圣说:“你快回去吧,对你母亲说身体要当心”,特务们不相信,对亚圣搜了身,却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其实,情报就藏在他的鞋子底下),于是就将他放了。由于亚圣已在大叔叔家出现过,为了防止敌人跟踪暴露地下党机关,组织上决定将亚圣转移,这个任务又落到了我的身上。晚上8点,我记得天还下着雨,我与亚圣二人是乘着三轮车去的舅舅家,可是舅舅、舅妈不同意留下亚圣,那也是情有可原的。当时在那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一个普通老百姓是不敢接受地下党家属的。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转道沈文达家(当时我与他是谈恋爱的关系)。由于大叔叔的被捕,沈文达也躲避在外,所以我们只能回家。

刚开始的时候,特务驻扎在乍浦路(张困斋的家),吃住都在一起,随时监视大叔叔家的情况。那时阿姑正好回娘家,也被搭进去,不能回家去。后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自身难保,监视也渐渐松了,阿姑才能回家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由小叔叔张邦本与太太和地下党联系,组织营救大叔叔张困斋。那时规定地下交通员赵茂兴与我单线联系,见面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周二次。传达信息的途径是:组织——赵茂兴——我,如果交给我钱等,我就交给小叔叔张邦本,由他去打点各个方面。当时监狱里传出消息一共二次,一次是要钱去营救他。一次是叫大家放心,另外要药(因为他被打的遍体鳞伤,又加上腿也被打伤了)。

我们想尽了办法,组织上也花了很多的钱,其中被国民党小喽喽也敲掉了很多的竹杠。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后来越来越没有消息了,320以后消息就断了,住在乍浦路张困斋家的特务也撤走了。我们虽然自由了,但是大叔叔的安危却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最后大叔叔在监狱里用的行李铺盖也被送了回来,上面满是血迹斑斑,这下我们都明白了——大叔叔牺牲了。悲痛欲绝的阿娘将张困斋生前用过的铺盖藏了起来,留做永远的纪念。

大叔叔张困斋牺牲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对亲人的沉痛思念中仍然为迎接上海的解放积极的准备着。尤其在上海解放的前3天,为了安全,大家都不能外出,也不能上街买东西,每天只能吃山芋饭,一直等到527上海解放,解放军进城,军管会接管了上海。

解放后,我们马上出去到处找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去过了,消息全无。寻找的日子是非常艰难痛苦的,从5月份开始一直到8月份,大概是十几到二十号左右才找到的,那时因为家中有小弟弟亚林,母亲与我轮流看着孩子,大家轮流出去寻找的。后来听有人说在浦东戚家庙有一天晚上枪毙过人,当晚周围有人听到有人唱国际歌、喊 “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枪声以后就没有声音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们马上赶到浦东戚家庙,根据当地老百姓的指点,我们终于根据衣着、牙齿的特点找到了牺牲的大叔叔张困斋,一起的还有李白、秦鸿钧等十几位烈士。

烈士的遗体找到后,因为沈文达外面熟人多,就由他去联系追悼会场地。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交通大学为张困斋、李白和秦鸿钧三位烈士开了追悼会。那时我们才知道大叔叔牺牲的日子是194958,这对我们来说是永远难忘的日子。

与大叔叔一起生活的日子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大叔叔是最孝顺的儿子,他为人好,对侄子侄女这么好,生活上、学习上关心我们。当时父亲张承宗在上海或去解放区搞革命工作,家里是大家庭,十几口人都是大叔叔挣钱养活我们,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大叔叔从来不气馁,总是笑呵呵的迎接各种困难,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人。直到今天,大叔叔的身影仍会时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是我这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人了。

四、           全家革命实属不易

由于大叔叔没有后人,一直是由我们家负责关心和祭奠他的。文革中烈士陵园受到冲击,当时烈士的骨骸也不知道被放到哪里去了,我设法去多方打听,终于知道骨灰被保存在一个杂物室内才放心了。文革后,大叔叔张困斋的骨灰与李白、秦鸿钧等烈士一起被重新安葬在现在的龙华烈士陵园中被人们瞻仰。由此,我们每年清明都去看望祭扫直至今日。

想当年,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不稀奇,但是难得稀奇的是大家庭中人人参加革命。那时侯家中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外,母亲、我和大弟弟都为父亲和大叔叔的革命工作奔忙,传递情报、放哨望风,这样的革命大家庭就不是很多见了。小叔叔张邦本是老党员,阿姑张梅卿当时待字闺中,地下党也会有人将东西交给她,然后由她交给父亲,为地下党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一家人家,如有人参加地下党的话对家人也要保密的,以防不测。但是在我们家,革命是透明的、公开的,大家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使上海早日解放,为了共产主义,为了新中国不惜抛头颅撒热血。这样的家庭实在不多、实属不易。

五、           母爱的伟大

其实在我的一生中,对我影响很大的人远不止是大叔叔张困斋一人。父亲张承宗常年在外搞革命工作根本顾不了家,我且不说了,我来谈谈母亲吧。母亲的一生都在辛劳中度过的,16岁嫁入张家,上要侍奉婆婆,下要照顾小叔与小姑(当时他们一个6岁一个7岁),家中买、汏、烧都是母亲一人承担不说,还要时常担心父亲张承宗的生活和安危。旧社会没有计划生育,母亲一共生育了9个孩子,有二个幼年夭折。所以说她的前半生都在生育与抚养小孩中度过的。那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吃的东西非常少,所有吃的东西先要尽着上班工作的人先吃,然后要尽着长辈与小孩吃,作为一个媳妇只能吃一些剩饭残羹,吃不饱是常有的事。就是在怀孕和喂奶的时候,她也只能喝一碗薄粥汤,那时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日子虽然苦,但是母亲总是苦自己,上对婆婆、下对叔、姑都能尽到孝道和照顾。孩子虽多,但个个当作宝贝。

作为家中的长女,除了受到阿娘的宠爱外,母亲也对我很好的。记得我生病住院期间,因为我嫌医院的饭菜不好吃,阿娘就叫母亲每天送饭给我吃,于是母亲每天又多了给我烧饭和送饭的任务,每天二次,风雨无阻,其中也有刮风下雪的时候,但她都天天坚持,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为了不使饭菜冷掉,母亲用很厚的布将容器包好,一路捧着过来,让我趁热吃。最令我感动的是母亲是曾经裹过小脚的解放脚,另外还有溃疡伤口经常流脓、流血,本来走路就很辛苦,但是她为了我毫无怨言的走了将近半年。其中也有令我与母亲都开心的事情,那就是,有时舅舅、舅母叫母亲去吃饭,那他们一定会给我留一些非常可口的饭菜由母亲带来给我吃。所以后来在文革中,舅舅、舅母他们有困难的时候,我都能经常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粮票和钱什么的接济他们。

文革中,父亲当时作为上海市副市长,被造反派和市革会专案组认定是走资派而隔离审查。大弟弟亚圣、二弟弟亚军、三弟弟亚培、大妹妹亚芬都不在家,因为父亲的原因,也不便与家里联系。家中剩下小妹妹幼芬、小弟弟亚林、侄儿大松和母亲。那个时侯一会儿听到某人跳楼、一会儿听到某人割腕自杀的消息,母亲感到担惊害怕。有时天还没亮,母亲就跑到我家告诉我这些事,那时我还在上班,我劝慰母亲叫她不要害怕,叮嘱她家要保住。所以那个时候,我每周都回娘家,经常请他们吃饭(包括舅舅、舅母)。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父亲被专案审查组从监狱放回家来。

从小到大,我一共生过3次大病,7-8岁的时候已经病的神志不清了,阿娘请来外国医生给我看病,救活了我。另外二次都是母亲的照料使我得到了新生。32岁的时候我又生了一次大病,开刀一直不清醒,母亲输血给我救了我,所以母亲对我也是恩重如山。我很懊恼是,母亲有一次生病,我到愚园路去看她,她说:“培芬,今天晚了,侬宿的了(宁波话:“你住在这里了”)”,叫我陪陪她,但那时我的孩子小,没有满足母亲的愿望,仅仅说以后会来多住几个晚上的。这个要求一直没有实现,现在自己老了,难免感到孤独,想想自己当时没有理解母亲的心情。在母亲最后的几年里,住院期间她又提出叫我陪她,一则我也年纪大了,二则文达也得了不治之症,没有陪成。现在彻底空下来了,却没有陪伴她的机会了,想想真是遗憾得狠。母亲是伟大的,我现在时常要想起她,我想她,我会永远记住她的。

以前家里的事都是由我帮父母亲承担的,帮忙承担风险等等,尤其是文革中的艰难的时光。后来自己年纪大了,就由亚林、幼芬他们来承担了,他们做得很好,并给我们家庭也有很多的帮助。我也没有很多文化,也不善于讲话,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讲出来尽到了责任,我也就放心了。

 

张培芬讲述2009.4.12

朱瑞雯记录2009.4.19

沈小平整理 2010.5.18

1962年张承宗全家合影留念(前排左一为11岁的沈小平)

2011年清明节沈小平陪同母亲在张困斋烈士墓前合影

每年清明节沈小平都要陪母亲到龙华烈士陵园为张困斋烈士和父亲沈文达扫墓

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左)与弟弟、地下秘密电台负责人张困斋烈士(右)生前在上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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